2024年11月7日，山东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本学年第5期、总第276期学术论坛于学院105教室举行，本次学术论坛的汇报者为姜晔、李娇、李琪和林晓荷，指导老师为齐美苓老师。

第一位汇报者是2023级硕士研究生姜晔，题目为“Calculating the sample size required for developing a clinical prediction model”，于2020年发表在BMJ期刊，影响因子为 93.6分。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预测模型发表在医学文献上，但许多模型开发的时候基于的数据集太小，特别是相对于目标人群总数或结果事件数而言。这就可能导致预测不准确，进而导致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医疗决策。在预测模型样本量计算的时候，常用的经典方法如EPV原则，自变量数量的倍数等。然而，什么是模型开发所需的足够大的样本量并不明确，各种一刀切的“经验法则”被提出同时引起争议，这就给开发预测模型的研究如何进行样本量计算带来了困惑。Van Smeden和Riley等人就如何计算开发临床预测模型所需的样本量提供了指导，提出了临床预测模型计算样本量的4步法：确定需要多少样本才能准确估计平均风险（也就是平均概率，对应二分类或者生存数据）或者平均值（对应连续型数据）；确定需要多少样本才能让模型的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更小；确定有足够的样本量以防止过拟合；确定有足够的样本量使模型的表面性能和真实性能的误差更小。

第二位汇报者是2023级硕士研究生李娇，汇报的文章题目为“Prenatal Exposure to Chemical Mixtur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Risk in Children”，于2024年的5月份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期刊，影响因子为10.5分。这项文章应用了由6项欧洲长期纵向研究组成的多中心队列数据，对1134名母亲及其6-11岁的孩子进行了调查研究，以评估产前暴露于9类内分泌干扰性化合物（EDC）与儿童代谢综合征（MetS）风险评分之间的关联，并确定了相关的蛋白质和代谢特征，以揭示潜在的机制和改变的代谢途径。结果表明产前暴露于EDCs混合物（尤其是金属、有机氯农药、多溴联苯醚和全氟化合物）可能与儿童期的不良代谢健康有关。这些发现拓宽了既往我们对EDC混合物在生命早期对代谢影响的有限认识，并为制定更有效的生命早期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以应对整个生命过程中MetS发生发展不断上升的趋势。汇报者指出，这篇文章亮点在于对产前母体内EDC暴露水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且较为精准的测量；且针对各EDC类别的代谢特点选取最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可为我们未来研究中测定人体内特定EDC水平时选择最佳生物标志物提供参照；此外，共关注了9类EDC，在分别探索其与结局变量之间的关系及代谢产物和蛋白质之间的关联时，根据其生物学特性等对9类EDC进行再分类划分为几大类:金属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非持久性污染物、亲脂性污染物等,丰富了研究结果。对于暴露变量、结局变量的处理都很全面而且多样化，为我们的研究设计提供启发。

第三位汇报者是2023级硕士研究生李琪，汇报的文章题目是“Green space exposure and blood DNA methylation at birth and in childhood – A multi-cohort study”。2024年5月发表在JAMA Network Open期刊，影响因子为10.5分。该研究是一个基于七项多列研究的多队列研究，研究了绿色空间暴露和胎儿脐带血DNA甲基化和儿童期血液DNA甲基化的联系，拟合线性回归模型，同时考虑了多个协变量和混杂因素的影响，并进行了两项敏感性分析，没有统计学证据表明妊娠或累积暴露与任何妊娠相关（错误发现率，FDR，p < 0.05）。然而，周围的绿色暴露与ADAMTS 2、KCNQ 1DN、SLC 6A 12和SDK 1基因注释的四种DMR（三种在脐带血中，一种在儿童血中）呈负相关。本研究指出，这项研究虽然没有发现绿色空间暴露与血液DNA甲基化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但是确定了周围的绿色暴露与四个DMR之间的关联，也为我们提出了绿色空间暴露和多队列研究的数据挖掘的关注点。

第四位汇报者是2023级硕士研究生林晓荷，她汇报文献的题目是“The relationship of problematic Facebook use and Facebook context on empathy for pain processing: A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study”，发表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期刊。本研究发现在问题性使用Facebook（PFU）的人和非问题性使用Facebook（非PFU）的人之间，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研究也发现刺激显示的背景影响共情关系。对于非PFU组，Facebook背景下的痛苦刺激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对于PFU组来说，报纸相关和中性背景分别对疼痛和非疼痛刺激具有显著差异。基于I-PACE模型，这些结果可以通过消极和积极情绪、情绪反应和注意力的影响来解释。更具体地说，PFU组可能倾向于分配更多的注意力到与Facebook相关的内容，接触与社交媒体相关的内容也可能引发他们自发的享乐反应。因此，本研究假定，在与Facebook相关的背景下，Facebook的布局元素可能会引起PFU患者的注意。因此，有问题的Facebook用户可能会忽略与疼痛相关的刺激。本研究的结果也对现实生活中在网络上引发疼痛共情的行为进行了反思。

在本次学术论坛中，四位报告者分别从不同研究领域进行了精彩的展示。齐美苓老师针对每个报告内容进行了详细点评，并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此次论坛不仅拓展了参与者的学术视野，还加深了她们对前沿知识的理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